記者 劉麗 馬競

他是著名攝影師，也是新四軍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電影公司攝影師的公開身份，冒著生命危險，為新四軍置辦手搖發(fā)動機、攝影器材等戰(zhàn)略物資；先后多次深入淮北抗日根據(jù)地，為新四軍四師拍攝紀錄片，真實而形象地展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新四軍英勇抗擊日軍的場景，有力駁斥了國民黨對新四軍的誣蔑，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他就是被稱為“紅色攝影師”的薛伯青。

加入新四軍上海三人小組

薛伯青，生于1910年，江蘇常州武進縣人，21歲起成為一名電影攝影師。1936年，26歲的薛伯青拍攝了新聞紀錄電影《綏遠前線新聞》，在上海金城大戲院上映后場場爆滿，盛況空前，一時間轟動了上海。

1937年，在西安時，薛伯青與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任泊生有過多次接觸，由此認定了任泊生是可以交往的好朋友，也認定了任泊生所代表的共產(chǎn)黨，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特長為共產(chǎn)黨做更多的事情。

1938年11月，任泊生正式對薛伯青提出，希望他能協(xié)助自己在上海開展工作。薛伯青聽后非常激動，表示愿意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工作。1940年6月中，任泊生到上海再次聯(lián)系薛伯青，并向他介紹認識了徐今強，并透露：“新四軍在淮北洪澤湖畔建立了抗日根據(jù)地，彭雪楓現(xiàn)任四師師長，我是聯(lián)絡部部長，徐今強是師聯(lián)絡部的干事。上海小組里只有我們?nèi)齻€人。我的公開名字叫李玉亭，徐今強的公開名字叫李克剛。”

加入新四軍上海地下小組后，薛伯青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協(xié)助任泊生在上海開展秘密地下工作。他利用拍片空隙與任泊生一起翻拍了很多蘇德戰(zhàn)爭圖片，制成幻燈片，帶到淮北根據(jù)地放映，成為戰(zhàn)士們很好的學習材料。

為了協(xié)助任泊生完成來上海的主要任務——為新四軍籌備通訊器材、電影器材、物資交換等，薛伯青以自己堂兄弟薛志清的名義，在上海外灘附近注冊開辦了協(xié)和洋行作為地下交通站，以經(jīng)營糧食、棉花等為掩護，從事地下活動。

先后八次穿越封鎖線

1940年夏，薛伯青接受了第一項艱巨的任務——置辦手搖發(fā)電機。

“現(xiàn)在淮北根據(jù)地急需電訊工具。我了解過，上海敵偽特務明暗密布，隨時檢查行人，活動比較困難。”任泊生說明任務面臨的困難后，薛伯青馬上請纓：“我在電影公司工作，又是搞攝影的，可以想辦法搞到。”隨后，薛伯青聯(lián)系了新華影業(yè)公司技術廠長陸元亮。陸元亮同意為薛伯青訂制一臺手搖發(fā)電機，約定在11月中旬交貨。拿到貨后，薛伯青讓夫人薛岱云配合，乘坐黃包車穿過法租界，到達英租界四馬路附近，將手搖發(fā)電機按時送到指定的旅館門口，交給前來接應的徐今強。

按照事先約定，他們完成任務后即去南京路的咖啡館與任泊生會面。當他們向任泊生匯報一切順利后，任泊生高興地和他們一一握手，祝賀他們第一次勝利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1943年，薛伯青第一次受命拍攝拂曉騎兵團的電影，見到了四師師長彭雪楓。彭雪楓向負責接待的同志說：“薛伯青同志是上海地下黨組織介紹來的，在根據(jù)地的主要任務是拍電影。我們要通過電影反映新四軍如何在敵后堅持抗戰(zhàn)。”并囑咐同志們要積極配合拍攝。

隨后，薛伯青隨部隊一起行動，仔細觀看部隊的訓練、生活和戰(zhàn)斗，拍攝了大量的影片和圖片，送回上海沖洗。這些珍貴的影像成為后來《淮上拂曉——新四軍四師畫冊》的主要內(nèi)容。

1941年春至1946年2月，薛伯青受新四軍四師指派，先后八次來往于上海與淮北抗日根據(jù)地之間，主要為新四軍拍攝新聞影片，其中大部分為四師騎兵團的內(nèi)容，還兼修理攝影機、協(xié)助輸送進步青年進根據(jù)地、為新四軍運送糧食等物資交換工作。

含淚拍完彭雪楓追悼會

1945年2月，當薛伯青再次來到新四軍四師師部時，得知彭雪楓師長已于數(shù)月前（即1944年9月11日），在對敵作戰(zhàn)時英勇犧牲，部隊正準備舉行彭雪楓同志追悼大會。薛伯青受新四軍四師師長張愛萍之邀，拍攝追悼會實況。

2月7日，彭雪楓的追悼會在洪澤湖畔的半城鎮(zhèn)舉行。臺上，張愛萍致悼詞時悲情難抑，聲淚俱下，為我黨我軍痛失一位優(yōu)秀的干部和自己的好戰(zhàn)友而惋惜不已；臺下，幾千名新四軍指戰(zhàn)員低頭默哀，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師長而泣不成聲。

彭雪楓的靈柩經(jīng)過每個村落時，從村頭到村尾聚滿了老百姓。他們沿街擺滿路祭，滿臉淚痕向彭師長告別。薛伯青跟隨儀仗隊時前時后，選擇鏡頭邊走邊拍，直至洪澤湖畔的烈士陵園。靈柩放入墓穴時，現(xiàn)場鳴起禮炮，一面鮮紅的黨旗蓋在棺上，薛伯青含著熱淚拍下了最后的送別場景。

追悼會后，薛伯青又前往春陽、北雙溝等地拍攝了新四軍敵后戰(zhàn)斗和生活等實況，以及威名遠揚的新四軍騎兵團的新聞紀錄片。

1945年秋，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新四軍在淮陰成立蘇皖邊區(qū)政府，薛伯青應約前來拍攝當時鮮活真實的活動情況。回到上海后，他把所有自己拍攝的和任泊生等同志拍攝的有關新四軍的底片全部沖洗了出來，統(tǒng)一編輯、剪輯成一部全面反映新四軍的紀錄片，定名為《新四軍的部隊生活》。正是這部珍貴的紀錄片，在之后不久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6年春，美蔣反動集團造謠誣蔑新四軍不抗日。為了同這種可恥的叫囂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辟除此惡毒攻擊之謠言，5月上旬，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南京中共辦事處召開了中外記者招待會。會上，周恩來用鐵的事實駁斥了美蔣的不實誣蔑，并放映了《新四軍的部隊生活》紀錄片。這部影片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新四軍抗日根據(jù)地的面貌，以無可辯駁的確鑿事實，駁斥了美蔣反動派對新四軍的造謠污蔑。

事后，任泊生找到薛伯青，興奮地說，他們拍攝的《新四軍的部隊生活》和《上海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大游行》新聞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都是薛伯青的功勞。薛伯青憨笑著說：“這不是我的功勞，攝影是我的本職工作，是黨引導我運用現(xiàn)代化的電影手段進行政治斗爭，這是黨的功績。”

新中國成立后，薛伯青調(diào)入八一電影制片廠工作。抗美援朝期間，他主動要求去前線，拍攝了大量珍貴畫面。他還被緊急征調(diào)，參與了大型音樂歌舞史詩《東方紅》的拍攝。

薛伯青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的革命事業(yè)和電影事業(yè)，用鏡頭記錄歷史，用行動書寫對黨的無限忠誠，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敬仰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