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2日，一部名為《雪域使命》的電影在北京首映。次日，我與宿州部分援藏干部的家人，以及在宿工作的藏族同胞，一同走進影院觀影。光影流淌，一段跨越山海的壯闊史詩，在高原的風雪與生命的溫熱中，徐徐展開。

當銀幕亮起，綿延的雪山、湛藍的湖泊、飄揚的經幡、父親離家奔赴西藏時兒子稚嫩的笑臉、父親為牧民安危遭遇雪崩犧牲時母子撕心裂肺的悲痛、再到兒子醫學博士畢業子承父志毅然赴藏時堅定的目光……熟悉的藏地風光和故事場景，令我思緒萬千，淚眼婆娑。這不僅僅是一部電影，它是一束穿越三十載時光的光，照亮了無數“舍小家、顧大家”的背影，也瞬間照進了我記憶的閘門。

思緒拉回到2011年2月。彼時我在定遠縣參加義務教育專項審計，離家已2月有余。正想與丈夫萬磊商量我被選派至鄉鎮任職的事，他卻告訴我，醫院決定派他赴西藏工作一年。在個人前途與國家需要之間，我們做出了選擇：我留家，他遠行。

電影里，父親告別幼子奔赴高原的一幕，與我家的情景驚人地相似。那時，兒子萬笑仰著頭問：“爸爸，西藏在哪兒？你去干什么？我生日能回來嗎？”萬磊蹲下身，溫和地回答：“西藏在很高很遠、離天最近的地方。那里的病人需要醫生，爸爸得去。這是使命。今年生日，媽媽和爺爺奶奶陪你。明年，爸爸一定陪你。”孩子似懂非懂，卻響亮地說：“那我長大也要當醫生！”就這樣，全家人在火車站送別了愛人，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雜陳：他能不能熬過高原反應這一關？但愿一切安好。

“飯吃沒吃飽不知道，覺睡沒睡著不知道，身體生沒生病不知道”，這是每一位援藏人的真實生活寫照。援藏的日子，艱辛滲透在每個細節。他曾在一個傍晚打來電話，為煮不熟一碗面而苦惱。睡眠更是奢侈，在海拔4800米的山南市浪卡子縣（與不丹王國接壤），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著，頭疼欲裂，心跳如鼓，根本沒法適應，吸氧也睡不著，越睡不著越想家。熬了兩個星期，他病倒了，住進了醫院。我心疼地說：“咱回來吧，命最重要！”電話那頭他的聲音虛弱卻堅定：“ 不！一不能給安徽援藏隊丟臉，二是這里確實需要醫生。一個藏民病友給我送飯、端水，她說前段時間她的親人就因救治不及時去世了。我得留下！”待身體稍有好轉，他立即重新投入到工作中：調試捐贈的醫療設備，培訓當地醫生，為牧民們看病。我這里只能每天祈禱他身體健康，平安回來。

一個插曲至今記憶猶新。那年4月30日下午，本想告訴他我要和老人孩子趁放假去上海旅游，卻怎么都聯系不上，我心里惴惴不安。直到5月1日清晨，他的聲音才從電話里傳來：“我在上海。”我以為他開玩笑，原來竟是真的：一位一同援藏的隊友——市立醫院的李姐，腿部突發血栓急需手術。李姐在錯那，離他最近，就由他護送來內地治療。一路輾轉奔波，與時間賽跑，最終將李姐及時送入上海的手術室，一切安頓好已是凌晨三點。清晨給我回電，得知我也在上海，他很驚喜：“那么巧，快來給我買身單衣，我還穿著棉襖棉褲，昨天都快汗透了！”我們一家在上海短暫相聚幾天后，他再次轉身，返回那片需要他的高原。

他說，是藏族同胞眼中清澈的期盼，讓他真正理解了“醫者仁心”。這份信念，也在家庭中傳遞。我們的兒子，高考填報志愿時毅然選擇了醫學。我說學醫太辛苦，你爸爸不是在學習就是在學習的路上，孩子說大家都覺得辛苦不學醫，以后誰為老百姓治病？如今兒子已大學畢業，準備考研繼續深造，他說未來也要去西藏，像父親一樣，為那片雪域貢獻一份力量。

進藏為什么？因為藏族同胞需要；在藏干什么？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離藏留什么？留下援藏精神，留下“藏漢一家親”的感人事跡。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們康復了，輟學放牧的學生們重新返回教室，還有那一條條嶄新的道路，通往的不僅是遠方的村莊，更是共同繁榮與希望的未來。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正是這些尋常人家的奉獻與擔當，匯入時代的洪流，為那“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精神，注入了嶄新而溫熱的注解。這束由無數人點燃的光，依舊在雪域長路上，熠熠生輝。

■ 徐穎